但我与他之间的问题，并不是做几次能够解决的，我漫长的回忆里，他留下了难以泯灭的痕迹，每一道痕迹都是一刀穿心。
我想对得起我自己，就该放过我自己。
我坐在后车座上闭目养神，电话铃音骤然响起，我接通了电话，贴在了耳侧：“你好，我是陈和平。”
“陈和平，”郑东阳的声音自话筒传出，带着浓重的笑意，“恭喜你，你离婚了。”
“手续都办好了么？”
“办好了，叫我秘书给你明天送过去。”
“谢谢。”
我没再管他要说什么，利落地挂断了电话，尘埃已定，剩下的，只有不久之后的告别。
我的头有一点点疼，手指揉｀捏着太阳穴，有一些烦杂的、琐碎的记忆一一涌现，又被我逐个压了回去。
只剩下清晰的一条讯息——我和张晨终于离婚了，从法律意义上，分割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人。
昨日肉/体温存，今日悄然割裂。
而我竟然也不怎么难过，反倒是像终于甩开了一个包袱，但被压得太久了，暂时还体会不到飞扬和轻松。
就在这个时候，白先生打电话给我，非常平静地说：“我快死了。”
“那你打电话给我干什么。”我很诧异这个问题，于是就问了，说出口才发觉的确有些诛心了。
但我一想到我的母亲，就很难生出什么父慈子孝的心思来，况且他从未养过我，只是将我视作他财产的接替人罢了。
“我知道你做了一个人的打算，给你联系了一家代孕公司。”
“谢谢，不需要的。”
他没有再劝我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
我让司机掉头，没再去公司，反而回了爷爷的房子，早些年这地段说要拆迁开发，刚进入筹备阶段，上头就下了文件，把这块地方划成了不得建高建筑物的区域，开放商买地当然是想建高楼的，文件一下，这么多年了小区一直很安宁，完整地维系了当年的模样，我派人定期去整理，因而房子还能住人。
但这些年的好生活还是有点后遗症，我连换床单的手法都生疏了，秘书特地发讯息问要不要安排保姆上来收拾，我想了想，没难为自己，叫别人上来了。
保姆简单收拾了房间，做好了饭，我打开老旧的电视机，电视机里正在播放新闻联播，这或许是这么多年来唯一没变的东西，我拿了一袋开口松子拨，拨了一会儿，才发现手指有些酸疼了——太久没干这样的事，皮肤也矫情了，并不太愿意承认，自己的身体在走下坡路。
上床休息的时候，床板搁着也不舒服了，没什么记忆里熟悉的感觉，只是想着，走的时候得和人要一份公司里床垫的型号，省得以后睡不安稳觉。
半梦半醒、光怪陆离，手机调成了震动还是轻易醒了，我接通了电话，陌生人对我说：“请问是白先生的儿子么？白先生死了。”
我一下子就清醒了，心里倒没有多少难过的情绪，只是觉得不太凑巧，原本的打算是卸任掉张晨这边的事物，转过来再去接手白先生留下的，他这么快死了，我不得不加快速度了。
医院的规定，直系亲属健在的时候，必须去医院协助办理一些手续，我对这些并不陌生，因而也拿了自己的证件准备出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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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不想身边的员工知晓我即将离开的消息，因而直接打车去了医院，但我低估了媒体的嗅觉，直接在医院门口遇到了成片的记者，雪上加霜的是，白先生的律师团对外公布了我的身份，并表示会依照白先生留下的遗嘱妥善处理财产交接事宜。
财经记者相对而言比较克制，我不知道娱乐记者为什么也要凑个热闹，身边没带人的后果就是被层层包围，在纷杂的提问中迅速提炼有用的信息，好在白先生的保镖不久之后开了路冲了过来，我迈进了层层把守的医院里，翻出手机，一连串的助理来电，我发了一条信息，报备了地址，并叫公关部准备起草声明。
最好的方式是连夜解决问题，否则第二天早上风波会带来很大的影响，但还有一连串的手续需要我去办。
白先生的御用团队已经守在了医院里，开始了跟拍，摄影师熟稔地说我应该表现出一点伤悲的模样，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他就不说话了。
“没必要作秀，对于非上市公司，大众关心的只有产品质量。”
“您名下毕竟还有上市的集团，总要注意影响。”
商场的潜规则是上市集团的董事长不得兼任其他公司的董事长，毕竟要对股东完全负责，很难保证当事人没有私心和偏袒。但一来没有明确的法律禁止规定，二来白先生的公司是非上市实体公司，只要能摆平股东，这并不是不能解决的问题。
问题在于，我原本的计划并不是二者兼任，而是辞去一个，转过身接受另一个，白先生的猝然死亡完全打乱了我的计划，让我不得不面对没有预设方案的境地。
大股东方暂时还没有消息递过来，但可以想象，他们已经产生了不信任，预料之外的大量可用资金意味着极大的不确定性，结合我之前在集团内部连续插入高管的行径，很容易联想到商业侵占与吞并——特别是我刚刚得知，白先生留了一手，名下还有一家全资的准上市公司。
我深深地吸了几口气，拿到了死亡确认书，死因的一栏却是缺氧，我偏过头看向白先生的人，得到了对方亲自扯下了氧气罩的言论